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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可辛:企业家为他们经历的年代而激动

2013-04-26 15:54:50 来源:21世纪经济报道

《中国合伙人》讲的是大陆草根的创业故事,你对这个阶层其实并不了解,剧本究竟在什么地方打动了你?

陈可辛:我一直在寻找机会拍一个中国过去这几十年的企业家的故事,而且要拍得比较好看,但都找不到合适的人选,找不到故事,找不到能变为电影的戏剧性的东西。毕竟商界的事儿对普通观众来讲太复杂了,上市、商战是老百姓看不懂的。韩三平来得正是时候。

除了想拍企业家,我更想拍这几十年(的历史),过去的二三十年是中国最有趣的时候,很多事物都是从无到有,以后再怎么变化也不会比这二三十年有趣。我的电影一向都会反映一个时间跨度,以前人说没有发展十年的故事拍不了电影。有跨度可以写物是人非,可以写出时代感和怀旧的感觉,更重要的是能写成长。成长意味着改变,事物的发展往往会改变人的初衷和个性,就像张爱玲说的那样:我们回不去了。这也是我拍戏最喜欢的东西,这部戏充满了这种东西。虽然我没有在北京生活过,但成长的情怀在哪里都一样。

我在美国工作过,对美国有爱有恨,剧本讲的是一个为去美国的人教英语的故事,充满喜感,这就非常吸引我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,这来自于个人的经历、基因等等。我生长在华侨家庭,我这一辈往上两三代人都去了远方,我后来是一个香港人,香港不是一个让人有家的感觉的地方,我们本来就是走来走去的,漂泊感是我与生俱来的,所以剧本里呈现的漂泊感我很容易感受到。

从《双城故事》到《风尘三侠》,最后到《投名状》,我一路都只拍与男人之间的情义有关的故事。男人的情义总是通过帮会义气、江湖侠客的方式来体现,但这其实只与小部分人有关,这个世界大部分人都是普通人,男人间的情义很多时候其实跟女人也没有那么大的分别,有很多男人的情义其实不是那么阳刚的。朋友之间有时也闹矛盾,但不是谁在其中耍阴谋,只是大家的立场不同而已,尤其是朋友在一起创业的时候会碰到一些矛盾,但这不是什么大问题。这次我真的想写朋友之间其实没有那么多尔虞我诈,有时只是好人做了坏事,没有到你死我活的地步,情义是永远都还在的。

你的编剧林爱华说过,你骨子里是一个悲观主义的人,但这部片子的结局与你大多数作品都不太一样,比较快乐、光明,为什么?

陈可辛:观众还是喜欢选择快乐结局的,导演不能完全说是被动的,但主动跟被动之间总是存在妥协,有点纠结,永远都是这样。导演没有个人的追求拍不好电影,但你也得明白观众追求什么,观众一定是喜欢feel-good movie(令人愉悦的电影),很舒服,很开心,这在美国已经被证明了几十年。现实生活可能并不是那么温暖,feel-good movie纯粹是程式化的,但是呈现的要自然,故事里没有很大的阴暗面观众是不会相信的,你自己也不会相信。所以我觉得好的商业电影应该是两面都具备,应该给观众他希望得到的一种心理治疗,但要是这个治疗过程没有经过非常多的困难,甚至是一些难以面对的阴暗面,观众就会觉得假,觉得你根本是骗我的。人一定要认自己的缺点,否则就很假,假就没有说服力。但是你在承认自己的缺点之后还能创造一个好的结局,观众就会买账。观众会想,我自己也有缺点,我的缺点跟主角的缺点很像,他有好的结局,我也会有好的结局。为什么主旋律电影都不成功,因为它从头到尾都讲好的方面。要达到主旋律希望达到的效果,必须不能用主旋律的方法去拍。

这个片名似乎不是很吸引人。

陈可辛:最早片名就叫“中国合伙人”,这个名字有一个商业的概念,而且还带点讽刺,很多名词在前面加“中国”两个字就很讽刺,让人感觉你在强调中国特色。永远说中国特色,好像中国总是能找到很多借口,很多事情做错了也没关系。网上很多人跟我说,这个戏题材很好,就是名字不好。因为在中国,“中国”两个字意味着主旋律。我之所以把它叫“中国合伙人”,本来的意思是“拆伙人”,等于是说中国人其实是非常难合伙的,朋友之间更难合伙,因为我们是理性跟感性分不清楚的。所以这个片名本身有一个反讽的意思。

这毕竟是我(在内地)做的第一部现实题材电影。我也一路担心,提醒自己不能太主观,因为我毕竟不是本地人,所以我就必须得多听一点意见。其实我们原来琢磨的名字里面我最喜欢“中国先生”,我觉得大气。“先生”就是老师。海外的观众,特别是知识分子会明白“中国先生”的含义是什么,这等于说中国受尊重了,中国像是先生了。这个戏英文名字就叫“American dream in China”。做美国梦不是崇拜美国,美国梦不是属于美国的,在哪里都可以做,它指的是每个人都可以有公平致富的机会。恰恰是这几十年来,美国人已经做不了美国梦了,因为美国饱和了,它的社会已经定下来了,这反倒给了发展中国家做美国梦的机会,现在每天都做成美国梦的地方是中国。

以前中国人太把近代100多年的国运当包袱了,很多时候人家未必歧视我们,但是我们都特别敏感,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弱,人家都在歧视我们。“中国先生”希望让中国人找到点抬起头来的感觉。

但之前已经有人登记了这个电影名字,而且人家已经拍完了戏,我们宣传时也没有人告诉我们,到后来才发现名字重了,所以必须得改回别的名字。想了一大堆名字,再想就没完没了了,最后就用回了先前的名字。

但是这个故事里的美国还是显得充满歧视,并不像现在企业家理解的美国,他们普遍会认为美国是一个相对讲规则的国家。

陈可辛:戏里面有一些对白因为片长原因剪了,那些对白对这个问题的观点是针锋相对的。中国人永远觉得被歧视,其实歧视很多时候不是针对中国人的,美国人就是财大气粗,中国人的文化习惯刚刚完全相反。

我刚才没讲到,其中一个使得我最想拍这个戏的原因是徐小平的剧本使我产生同感。比如,他讲到了签证的事。要到美国去,我们面对的第一个美国人就是签证官。我也曾经早上5点去签证,我去签证的时候也知道那天是我最重要的一天,好像我一辈子的命运就在签证官手上。中国人签证失败率是最高的,因为我们是最没有自信的民族。100多年来的历史使得我们没有自信,而且父母从小会教我们中国人要讲中庸之道,什么都要让,我们的自信从小就被压了下来。中国人以前把自己的小孩叫犬子,把妻子叫贱内,跟美国人完全相反。徐小平办过签证咨询班,这是最牛的,他教你怎样面对签证官,教你怎样才能有自信,他根本就是向中国人教美国的价值观。当一个从文化到政治封闭了那么多年的国家在80年代突然开放了,应该怎样面对世界?签证官如果问你为什么要去美国,徐小平教你的回答是:因为在美国读书环境最好,去了美国就不回来了,美国工资比中国高。后来我为什么要回来?按徐小平的话说,因为未来最大的市场在中国,当然我学完了要回中国来赚钱。

中国企业家现在讲的话,其实都是在中国传统的基础上加上了美国的价值观,这其实是中国现在成功的王道。

按你的这个说法,以前好像没有这样的类型片。在这种情况下,你对目标受众的定位是什么?

陈可辛:以前真没有这个类型,所以我们在营销和发行上是非常困难的。观众习惯了你给他一个类型片,这样他可以比较,知道你想讲什么,他是否感兴趣。但是,你看了这部片子后会觉得它是有类型的,这就是怀旧,情感的东西谁看都会感动。

因为它不够类型化,所以我们做了很多场试映,也做了很多问卷调查,这是我以前从来没有做过的。这部片子老板也是我,导演也是我,我做试映和问卷调查不是为了对付人,而是想得到对这部片子比较真实的意见反馈。我们试映了四场,都不是找业内人士来看,而是找不认识的、真正喜欢看电影的、一个月起码看两部以上电影的观众。这四个厅坐的是不同年龄层的观众,有75前的,我们觉得应该是最核心的观众,有75到80的,有80到85的,还有一场是85后的。四场我都进去看了,其实反应是没有分别的。我们发现观众把这部片子当喜剧去看。它确实是喜剧,但不是《泰囧》那样的喜剧。不过我的担心是多余的,他们看完后,填的调查问卷显示,89%的人都是非常喜欢的,感觉普通与不喜欢的只有2%-3%,这就让我们吃下了定心丸。

有商界人士看过这部片子吗?他们的反馈是什么?他们跟你的视角有什么不一样吗?

陈可辛:很多商界人士看过,他们都特别激动。当然他们不只是因为这部片子写的是商业而激动,他们也为自己经历的年代而激动,这就是他们的年代。他们的视角也没有什么不一样,说到底是因为情怀没有什么不一样,大家都是人。看到初恋,看到朋友打架都能唤起当年的回忆。最震撼我的是一位在试映场里看片的女士,她也是一个创业者,也去过美国,回来后也是跟好朋友合伙开公司。她没有讲太多自己的故事,但她哭了,她说这个戏多好,他们(几个合伙人)还能做朋友,我连朋友都没有了,我很想打个电话给以前合伙开公司的好朋友。

从你内心来讲,作为一个香港人来讲解读中国内地的商业生态是否必然存在隔膜?

陈可辛:我没有完全拍商业世界,我只是借了一个商业世界的背景拍友情、拍成长。我不敢肯定,我真的是要拍特别专业的商业世界的话,观众会看得懂吗?如果我自己都看不懂,就别说观众能看得懂还是看不懂了。观众看拍与企业家有关的电影,也是为了看他这个人,还是一个传记片,而不是看他怎样去收购公司。别人拍美国总统也不是拍政治,而是拍传记。

【延伸阅读】亚布力论坛上陈可辛与企业家的对谈

场景镜头

成冬青与王阳在新梦想赚到了第一笔钱,成冬青将钱分了一半给王阳。王阳拿着钱,嘴里大喊着:“有钱啰。”一兴起,将钱撒向天上,那个简陋的办公间里满是钞票在飞舞。

冯仑:中国人即使是突然有钱,表达的方式也挺含蓄的

我的一个朋友跟我描述他第一次挣了一笔钱的时候。那时候日子很穷,突然挣了一笔钱,他跟太太在家里把门上了杠子顶住,两个人坐在床上数钱。数了一晚上,那时候钱不是一百一百的,都是十块的,他跟老婆两个人数,老怕数错。他跟我说,那个时候真快乐。

陈可辛:存在文化差异,但这确实是一个很有用的镜头

我出身也不怎么富裕,但毕竟在香港,不至于完全没钱,所以很难理解他们怎么会扔钱。剧本就这么写了。年轻人都说:我干过这种事。结果也拍了。预告片里剪了一个镜头进去,给中影看的时候,对方说这个很好,再加两秒,这个镜头肯定是最能卖的一个镜头。所以,确实存在一定的文化差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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